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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談行為分析方法與轉型中國法理學

                  摘  要: 轉型期的中國正在面臨著許多問題,中國法學何去何從,究竟怎樣的法學構建適合中國的發展,成為當下法學家們思考的問題,文章從行為分析方法的要義出發,分析近年來中國法學界對轉型期中國法學發展的討論,試從儒家文化的精神性思考主體行為的積極性對轉型期我國法治建設的影響。  關鍵詞: 法理學;行為分析方法;儒家文化    行為分析方法發端於生物學、心理學等對人的行為規律的研究。行為分析認為,研究人的行為是理解社會現象的鑰匙,而人的行為又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去觀察、描述、實驗、分析而獲得規律性的可靠認識。在我國,一些社會學科存在著身份危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學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為分析的利弊得失將有助於行為分析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上的應用和發展。盡管行為主義有著自身的內在缺陷,但我們只要堅持以辨證的眼光看待它,認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學成分,行為分析將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將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1   行為分析方法的要義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行為分析主要體現為兩個大的方面:第一,“價值中立”論。行為分析的絕大多數研究都將有關價值問題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拒絕研究倫理道德問題,提出應當完全摒棄意識形態,排除所有的價值判斷,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類行為,嚴格防範研究者的價值觀念介入研究過程,反對把科學和道德、倫理問題混在一起,主張完全“價值中立”,以使各門學科成為一門“經驗科學”、“純科學”。這集中表現在研究對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應當“價值中立”。在行為主義者看來,傳統科學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於受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傾向和感情特點影響之深,妨礙了科學的自主性和客觀性。對於行為分析來說,“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一種理想,而且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現實目標。為了做到完全“價值中立”,不僅研究者要自覺約束自己,克服個人偏見、主觀好惡,而且還要對研究方法進行革命,改變既有的研究對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為分析提█出了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這具體包括四個層次的內容:一是強調必須不斷地探究人類行為的規律以及與此相關的變量,以此來使各門學科研究真正成為一門解釋和預測的科學;二是強調科學研究的基礎是實際可觀察的現象,因此科學研究要建立在可觀察的經驗事實的基礎上▓,借助現存的理論體系和學者們的思維加工,提出有關現象之間因果關系的假說或假設,用經驗材料驗證假說;三是強調科學研究的資料應當量化,並主張只有量化才能發現規律及各種內在的關系。按照達爾的觀點,定量資料的一個好處就是它們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個好處是可以用來進行比定性資料更有效地分析,從而檢驗命     題是否成立;四是強調社會科學研究應當破除學科間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技巧、技術和概念,建立跨學科的方法聯合。    2   行為分析與中█國法理學  自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法學界就開始探討中國當下法理學的建構,法學理論界對法學發展方向的探討體現了當代法律人人的理論自覺性。同時也推動中國法學以理性自覺的在科學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為此,《中國法學》在1991年第6期和1992年第1期連續發表了以“九十年代我國法理學的展望”為題的筆談。1994年《中國法學》創刊十周年的時候,該刊又以“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法學”為題,組織發表了大型筆談,各位學者“就我國法學研究的現狀和今後的方向、任務,法學理論體系的改革和創新,法學各學科理論的開拓與發展,法學觀點和法制觀念的更新,法學思維與研究方法的變革,以及法學人才的培養與法學教育的改革等,發表見解,提出建議。”1995年,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在昆明召開了當▓年的年會暨中國法理學研究會成立十周年大會,那次會議的主題就是“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法理學”。恰如舒國瀅教授所說:“面臨世紀之交,法學界的同仁似乎在做‘世紀之末的反思’。”同年,《法律科學》也以“法理學的改革與發展”組織、發表了系列筆談。《法商研究》在2000年也組織█了以“法理學向何處去”為題的專題討論,陳金釗教授指出:“法理學向何處去'命題的提出,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學者們試圖擺脫法理學研究的‘危機’,指明今後的發展前景。但這是件非常艱難的工作。因為中國法理學研究的歷史並不長,可以說它還沒有過興盛的時期,因而也就很難談論危機的問題。如果說這一判斷是準確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們今天研究這一課題主要是預示未來。”近年來,關於中國法理學的建構的種種學說,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蘇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論”,梁治平先生的“法律文化論”、以張文顯先生為代表的“權利本位論”、以部門法論者為主力的“法條主義”等理論分析範式。鄧正來先生於2005年發表的《中國法學向何處去》更是對上述主要學說進行反思和批判,引起了理論界的不小的轟動,各種評論紛紛發表,鄧正來先生的文章是對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中國法學發展的反思與展望的延續,反映了轉型時期中國法學家的思考。  正如行為分析方法所追求的價值中立論及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上述學者對中國法理學的探討或多或少的缺乏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合理運用,我們需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之上構建中國的法理學,一種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強有力的傳統文化為後盾。哈耶克在其發表的《法律、立法和自由》中說道:“我們所習得的經驗足以使我們認識到了這樣一個道理,即對於任何想通過把個人互動的自     生自發過程置於權力機構控制之下的方式去扼殺這種自生自發的過▓程並摧毀我們的文明的做法,我們都必須予以堅決的制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為了不使我們的文明蒙遭摧毀,我們就必須丟掉這樣一種幻想,即我們能夠經由刻意的設計而‘創造出人類的未來’„„以上所述便是我經由四十年的研究而達致的最終結論。” 很顯然,哈耶克的這種最終的理論提醒我們對社會進程進行有意識的控制,不僅使本想達到的狀態不能實現,還會導致人們自由的喪失,一個國家沈澱的文明遭遇摧毀。為此,我們必須重視儒家傳統文化的價值,一國法的發展方向必然是與其所處的文化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著存在和發展。儒家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精神特質和文化方向,對中國法理學的構建有著重要的價值。  3   體現儒家文化精神性的法理學  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古老文明國家,其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一直孕育著中華民族的成長。在目前,中國社會發展的轉型期,中國法理學的構建也必須建立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之上,不能走全盤細化的道路而喪失本民族獨有的民族特性。中國傳統儒學思想對我國法學中國化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蔣慶先生也指出,儒家文化是中國未來現代化的精神特質,儒家式的現代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方向。 從歷史上看,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也許更重視道德文化的作用,我們應吸收儒家文化中合理的,適應當今中國社會發展的思想來為轉型期的中國法理學的構建服務。  儒家的群己觀,就己對群的關系而言,即個人對社會關系而言,強調“盡其在我”的人倫觀。 即我們應在人倫關系中要求個人對社會盡義務而不是社會對個人盡義務。法是國家在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規範,但並不是唯一規範,在有些社會關系的調整中,法律只能起到輔助作用,更多的需要社會道德,倫理,自然情感來發揮作用。在親情,人倫關系中,儒家學派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義務是相互的,每一個人都在其倫常中盡到其名分所規定的義務,做一個符合其名分的人。傳統社會是一個重身份的社會,分人地位是一熟人社會為基礎的,而現在我們的社會法治中強調法治絕對化,要構建陌生人的社會的理論,這種完全從西方搬來的學說在我國盡無其基礎可言,實際上,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會”也說明這一點,人與人之間有著一種私人關系,人與人通過這種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關█系網。背景和關系是“熟人社會”的典型話語。民間“熟人好辦事”的說法,正是對“熟人社會”的一種樸素表達。傳統儒學以仁學為基礎的“親親”理論亦在表明人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的相互影響,整個社會的人際關系亦不是冷冰冰的陌生人關系。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群己,人倫觀強調個人的義務性,強調熟人社會,重親情,重自然情感的思想,為此,我們在強調構建法治     的同時,絕不能忽視以人性道德培育為重要體現的儒家思想的精神性。  4   結語    社會科學既要有宏觀視野,也要有微觀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體的社會問題,要有現實感、時代感,但另一方面社會科學又要有宏觀視野,要對國家、社會、民族的長遠、根本的發展有戰略思考。很顯然,中國的法理學建設正在隨著改革的大潮發生著變化,中國的法學家們也在以他們的理性為此做出貢獻,以其法學家獨有的洞察力為中國法學在當下轉型期的發展做出思考。的確,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法學確確實實已經發生了並正在繼續發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學術和理論風格的轉型。這些轉型讓我們應更加關註儒家文化精神性。我們始終相信中國法學正在向前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行為分析方法所追求的價值中立論及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並且可以在未來表現出張揚中國▓法學主體性地位,體現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根基性抑或精神性的風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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