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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本主義與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初探

                  尊重人的生命、註重人的人格尊嚴和註意維護人與人和諧關系的人本主義不僅是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價值取向和基本特征, 而且是法律制度發展的重要內在動力。這種人本主義對中國法律制度的影響雖然是斷斷續續、時隱時現、忽強忽弱,但由於持續時間之長、影響範▓圍之廣,因而不僅為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而且確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獨特地位。筆者以為:人本主義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其對司法制度的規範和制約更為明顯、更為具體、更為直接和更為持久。本文擬就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審理審判、執法檢察監督、監獄錄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責任制度中所彰現的人本主義展開必要探討!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義源遠流長, 從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1]、“國將亡,聽於神;國將興,聽於人”[2]的註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義之濫觴,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語)”特別是自漢代後被獨尊的儒家宣揚“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3]、“天地之性,人為貴(孔子語)”的凸現人在世界中的主體地位的人本主義之勃發, 人本主義始終逶迤並浸淫於中國古代各種制度中, 不僅成為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內在動因, 而且成為中國文化受世人推崇的價值所在。筆者認為,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價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現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審理審判上,為防止法官獨斷造成冤假錯案,很早形了對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見、逐級審理的審慎的審判制度。“人命關天”,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體恤人的生命,主張盡量少殺不殺,嚴禁錯殺,盡可能“明德慎罰”、“省刑慎殺”。受這種人本主義價值取向的影響,為防止法官獨斷專行,造成冤假錯案,西周時期即已出現了反復審理多次征求眾人意見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對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別是死刑案,要求反復征求多人意見, 以保證案件審理和審判準確無誤。“三刺”就是“一問群臣、二問群吏、三問萬民”,審理案件頗有一種講民主的意味。孟子對此評論說:“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4]西漢以後隨著以主張“仁者愛人”、“天地█之間人最貴” 的人本主義為主要內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立國之本和治國總綱, 中國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級審判制度和多部門共同審理制度。秦朝雖然“以法為本”、“專任刑罰”,但為了維護長期統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殺”的影響,還是對死刑實行了縣、郡、中央的三級終審制,漢朝則實行了縣、郡、州、中央的四級終審制。死刑案件必須具文上報朝廷,經核準後執行。凡案件有疑難問題,地方司法機關不能決斷者,要逐級上報,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決,稱為“讞疑”。三國、兩晉、南北朝基本沿襲漢制。當時規定按審級逐級告訴,一般不得越訴。為有冤情者上訴最高司法官, 魏晉時在宮門外置登聞鼓,可擊鼓鳴冤,確立了直訴制度。不僅如此,西漢時還形▓成了重大案件由眾多高官聯合審理的“雜治”制度。

                  隋唐以後中央國家機關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禦史臺█三大司法機關,簡稱“三法司”, 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長官負責、共同審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這一時期受西晉死刑必須向皇帝奏報制度的影響, 特別是受帶有明顯人本主義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輔”治國方略的浸淫,死刑奏報皇帝制度日趨完備。唐時,堅信“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堪稱“人本主義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為嚴格控制死刑,規定了“在京者”五復奏、在外者“三復奏”的原則和制度。共同審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後來到明清時期形成了更為嚴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長官共同審理死刑案件的“三司會審”、“九卿圓審”等“會審”、“秋審”、“朝審”制度, 帶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義的審判制度日臻完善。

                  第二,為防止上下級法官沆瀣一氣、相互勾結、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權控制下的檢察監督制度。如何牽制法官, 防止由於其專斷而濫用法律造成百姓的痛苦,成為中國信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古訓、受到一定人本主義思想熏陶的開明封建統治者的心頭之患。受人本主義的影響,中國在秦漢時既已形成了類似西方法律監督的檢察制度。秦漢時廷尉是全國直接向皇帝負責的最高司法長官, 而禦史臺的禦史大夫則擁有監察百官、監督司法和參與審判大案要案的三大職權。禦史臺發揮了監督上下法官執法審判的重要作用。當然,這種分權和監督,說到底都是為鞏固封建皇權服務的。但它畢竟牽制和分散了由審判權過於集中可能█導致的司法擅斷,進而起到了減輕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苦難的作用。

                  隋唐以後,大理寺、刑部、禦史臺三大司法機關中大理寺是中央審判機關, 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師徒刑以上案件, 對徒流刑罪的判決要直奏皇帝批準,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權;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案件;禦史臺是中央檢察機關, 負責檢▓察百官, 監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審判活動,並參與審判大要案。三大司法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不僅強化了皇帝對司法的進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和防止了由司法擅斷造成的百姓苦難。

                  不僅如此, 隋唐時受人本主義的影響, 當時規定:地方上不便於解送中央審判的,則由中央派見監察禦使、刑部員外郎和大理寺司直或評事等官員為“小三司使”,前往地方審判,這樣既便於地方審理一些不便上交的案子, 同時也加強了對地方司法官員的監管,收到了一定的防止地方官員徇私舞弊、魚肉百姓的效果。有時還派“小三司”———門下省給事中、中書省中書舍人和禦史臺禦使到地方去共同組█成特別法庭,專門審理百姓欲告無門的冤假錯案。唐朝還完善了直訴制度,百姓如有冤屈可通過邀車駕、擊登聞鼓和上表等形式直接越級向皇帝上訴。

                  宋朝時, 受隋唐較為突出的人本主義和日益活躍的商品經濟對司法制度的影響, 統治者對司法機關進行了必要調整:在職權上,縮小大理寺,增大刑部,大為提高禦史臺。禦史臺既可審理中央品官犯罪大案,又可審理地方不能決斷的重大、疑難案件,“州郡不能決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決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決而後付之禦史臺”[5]宋淳化三年(991 年)又設審刑院,由皇帝近臣組成復核刑部的大案要案。還設登聞鼓院、登聞檢院、理檢院受理直訴案件,以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宋朝為處理大案、要案還臨時組成特別法庭——制勘院、推勘院,“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5]176。真宗時,還設立“糾察在京刑獄司”,其職責主要是對包括禦史臺在內的所有京城司法機關進行監察的總機構, 糾察官有事可直接向皇帝稟告。為監督各路的司法刑獄事務, 還成立了“提點刑獄司”,簡稱“提刑司”或“憲司”。宋代統治者在對司法官員審判案件的監督上稱得上是殫精竭慮、煞費苦心,雖說是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皇帝對司法的幹預與監▓控, 但同時也是為了防止上下法官相互勾結、胡作非為,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痛苦,表現出明顯的人本主義傾向。

                  元朝改大理寺為宗正府, 進一步提高禦史臺的作用,加強了對各級司法機關的執法監督。明朝朱元璋撤消丞相之制,直接統領六部,設都察院取代禦史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稱“三法司”。三者之間刑部掌管審判和刑獄政令,受理地方上訴案件,審核地方大案要案和審理中央百官的案件。大理寺專掌復核。都察院監督審判,糾劾百官。大案要案由三法司會審,稱“三司會審”。這一制度,到清代發展為“九卿圓審”。對死刑案的反復審理,體現了尊重人生命的人本主義。
                 
                明宣德十年(1435 年)全國劃分為十三道,為加強對各地包括司法機關的監察, 特設十三道監察禦使110 人。監察禦使經常代表皇帝巡按地方,又稱巡按禦使,權力與各省長官平列。巡按禦使往往在地方“審錄罪囚,吊刷案卷”,發現冤情立即糾正平反,對所發現的徇情枉法的法官迅速奏劾,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司法腐敗和百姓冤屈。後來皇帝又派出都察院正副長官或六部尚書、侍郎(二人必兼以正副都禦使銜)出巡處理地方發生的大事,側重軍事的叫總督,側重民事的叫巡撫,有的授以提督、經略、總理等官銜,均兼掌司法監察,後發展為督撫制度。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對司法機關和官員進行必要的監督,防止其由專權導致的百姓冤屈,本身就是一種體恤百姓愛惜生命的人本主義。

                  第三,為防止和減少冤假錯案、緩和社會矛盾,自漢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級長官直接詳審罪囚、平反冤獄的錄囚制度。自西漢武帝時期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將儒家思想定為立國思想和治國方略,儒學中“德主刑輔”、“仁政恤刑”、“明德慎罰”的人本主義思想便得以驟興和流傳,武帝時出現了州刺使與郡太守定期巡視轄區錄囚之事, 到東漢時,明帝、和帝均曾在京城洛陽諸獄錄囚,“錄囚”又稱“慮囚”,主要指皇帝和各級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視監獄,詢查獄囚,實行寬赦,對發現的冤假錯案及時進行平反和糾正。

                  錄囚制度,其實最早源於西周時期“仲春三月,命有司省囹圄”[6]。東漢後漸成定制,魏晉南北朝皇帝和各級官吏親錄囚徒不乏於史。唐代錄囚制度有所發展並趨於完備,主張“慎獄恤刑”的唐太宗李世民“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7]宋代錄囚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宋太祖在“每親錄囚徒”的同時,下詔命兩京及諸州長官督促獄官每五日一慮囚,“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員█,歲以為常”[7]135。唐宋時期,一是形成了皇帝常行親錄囚徒的定制, 二是把錄囚定為地方長官和獄官的重要職責且規定了嚴格的期限,三是把錄囚當作寬赦前的重要鋪墊。錄囚可以對一些冤案和久拖不決的案件進行必要幹預, 對其情可矜者予以減刑或免刑。錄囚制度自唐宋後一直為歷代王朝所重視,雖是封建最高統治者掌握司法大權、監管司法的重要手段,但在改善司法狀況、及時糾正冤案、化解和緩和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社會作用,應該受到肯定。

                  第四,為確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敗,很早形成了帶有明顯人本主義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責任制度。早在人本主義濫觴的西周時期,即已形成了法官責任制。為防止法官徇私舞弊、貪贓枉法,西周時開明的統治者明確規定嚴禁“五過之疵”,凡是“惟官(依仗權勢)、惟反(打擊報復)、惟內(袒護親屬)、惟貨(接受賄賂)、惟來(受人請托)”的司法官,“其罪惟均”[5]27 意思是說, 凡是有上述五種行為不能█秉公執法、導致判案有誤的法官,均按錯判之罪加以懲罰。

                  唐朝是人本主義對社會影響最為顯著的時期,“一準乎禮”的法律制度實現了儒家思想與法律制度的有機融合,“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的立法原則蘊涵和張揚著人本主義, 受此影響的唐朝封建統治者在處理各種事物時往往表現出以人為本的總體特征, 日趨完備的法官責任制的人本主義色彩尤為顯著。《唐律疏議》在《斷獄律》中規定了較為嚴格的法官責任制,規定司法官審理案件,凡是有以下情形者都要受到嚴厲處罰:(一) 法官違反有關案件移送管轄規定的;(二) 判決不具引法律正文的;(三)超出告狀範圍審判的;(四)斷罪應向上級或皇帝奏報而不奏報的;(五) 徒以上罪判決後不告知罪犯及家屬,讓其“服辨”的;(六)違法刑訊的;(七)故意或過失出入人罪的。

                  為防止司法官員因親屬或仇嫌關系故意出入人罪,確保案件審理和審判的公正性、權威性,唐玄宗時還規定了嚴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堪稱中國第一部行政法的《唐六典·刑法》明確規定:凡司法官與當事人有親屬、師生、仇隙關系▓的,當事人可以申請該司法官回避。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世界最早的以行政法典的形式規定的法官回避制。

                  總之,涉及面較廣、持續時間較長的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中所彰現的人本主義傾向, 不僅使當時的司法制度起到了減輕民眾痛苦、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發展與進步的積極作用,而且為自身走向近代與西方法制實現“接軌”做了重要鋪墊, 為中國古代司法制度過度到近代提供了寶貴的價值取向和內在因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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